2015年是生物制药产业又一标志性的一年。美国FDA在这一年批准了45个新药，创造了仅次于1996年53个新分子实体获批巅峰的水平。然而，对比1996年的情况，2015年的获批药品呈现出了诸多不同。

其中一点是，1996年批准的大部分药品属于小分子药物，包括一直以来最为畅销的辉瑞（Pfizer）的重磅降血脂药立普妥（Lipitor）。1996年仅批准了2个生物药品，分别是胰岛素类似物Humalog和干扰素beta-1a粉针剂Avonex。

新药价格不可同日而语

1996年药品批准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制药巨头的企业战略和研究哲学：探索研发可能被主治医师用于治疗成千上万患有心血管疾病（他汀类和降压药）、传染病（抗生素和真菌）、糖尿病、疼痛和中枢神经系统障碍（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物）患者的药品。“重磅炸弹”商业模式回归并聚焦于定价中等的广泛使用的药物，甚至1996年批准的抗癌药，如伊立替康（Camptosar），也往往是用于抗击很多类型肿瘤的细胞毒素剂。
如今，企业也并未完抛弃这种方式。2015年获批的药品中有望成为“重磅炸弹”的包括：诺华（Novartis）的心血管疾病用药Entresto和银屑病用药Cosentyx、诺和诺德（Novo 
Nordisk）的糖尿病用药Tresiba。与1996年不同的是，2015年获批的一些小众或“有利可图”的药品使用者虽少，却可因高昂价格而获取丰厚利润，尤其是获批的14只抗肿瘤药，如辉瑞的Ibrance（抗乳腺癌药）和罗氏（Roche）的Alecensa（抗肺癌药）等针对特殊突变所形成的肿瘤，而研发的“靶向治疗”药物。对于肿瘤医师和患者而言，这些药物的可获得性较高，但其价格均高达10万美元/年。
与1996年相比，2015年另一个较大的变化在于，罕见病用药研发持续进步，通过审批的孤儿药共有6只。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变化在于降低密度脂蛋白药物的定价上，安进（Amgen）的降低密度脂蛋白药品PCSK-9抑制剂Repatha和再生元（Regeneron）与赛诺菲（Sanofi）联合研发的Praluent，列出的价格表单显示二者均将设置超过1.4万美元/年的价格。在20年前，这一定价尺度是无人能想象到的。

高回报预期成主驱动力

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带着一个依赖于定价方式来实现高销售预期的研究组合走进辉瑞的研发评审会议，其很可能被请出会场。研发一只每年仅为20名患者治疗的药品在当时看来是荒谬可笑的，但如今人们对此看法有很大不同。当前，医药产业有很多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为罕见病或特殊肿瘤患者研发治疗药物。患者群体被清晰地界定，患者利益主张团体会相应提供支持，医疗需求较容易被认识到。此外，1990年代时FDA药物评审的临床试验需求并不大，仅需要200个受试者或更少。如今，一只心血管病新药临床需要花费4年时间对2.5万个受试者进行试验。但毫无疑问，作为研发项目的主导驱动因素，如今基于定价策略的高研发投资回报率预期，对于一只真正有效的孤儿药而言是可能实现的。
定价高昂的新药总是不出意料地引起医药产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支付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近期一篇名为《处方药价值衡量》的文章，提出了关于研发主导因素优先次序转变和新药高昂成本的一种有趣的设想：患者对持续增长的药价所产生的愤怒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观察人士却称该定价策略是基于企业研究、开发和生产成本来执行的，这种说法难以令消费者信服；而侧重体现药物治疗效益的价值导向定价方法，能够鼓励企业研发生产出更多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并形成良性循环，激励更多相似的研发行为。
对于罕见病或特殊肿瘤患者而言，生物制药产业的研发主导因素优先次序转变很可能是受推崇的。从2015年的药品审批结果来看，对研发企业和投资者有利的药价预期，着实激励了生物制药产业新药研发，并改善了很多患者的健康状况。如果政府和监管机构开始向生物制药产业施加政策性压力，特别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所提出的降价主张，对于该领域创新研发将带来的影响很值得关注。